最强赘婿
1865年，在德国柏林西北约130公里处的一个小镇——普利茨瓦尔克，一个16岁的年轻打工仔走进了名为路德维希·德雷格的纺织厂。他的名字叫埃米尔·匡特。出生时父亲去世，母亲依靠打零工把他抚养大。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在中学毕业后便进入了工厂工作，补贴家用。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埃米尔兢兢业业，从工厂的学徒工做起，凭着不懈努力逐渐晋升为公司的业务经理。
然而，决定他命运的并不是个人的努力，而是老板老格雷格的提携。由于格雷格家族的继承人无人能担此重任，埃米尔的聪明才智让他成为了老格雷格眼中的“未来接班人”。1879年，工厂的老板路德维希·格雷格去世，埃米尔·匡特开始掌控公司，并于次年娶了老格雷格的女儿海德维德·德雷格。然而，老格雷格未曾料到，他的决定最终并未保住家族企业，反而让匡特家族获得了其家族的积累。老德雷格去世后，埃米尔·匡特用3.5万塔勒收购了所有德雷格家族的股份，正式掌控了这家纺织厂，从而实现了他作为赘婿的逆袭。
埃米尔·匡特接管工厂后，开始大量投资购买国内最先进的设备，并开发新的产品以扩大市场份额。他的公司逐渐从亏损转为盈利，获得了大量现金流。由于学历不高，埃米尔在经营上非常保守，始终避免借贷，而是依靠公司自产的现金流进行扩展。正因如此，在普法战争后经济萧条来临时，许多同行倒闭，而匡特的工厂依然稳步运营。
展开剩余79%利用大多数公司在经济寒冬中的低价出售的机会，埃米尔凭借手中的现金流，收购了大量企业。经过几年的收购和整合，匡特家族的纺织厂在德国成为了行业的巨头，真正实现了行业垄断。
二代掌门人
与美国和中国的家族企业不同，德国许多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几乎都按传统承接父业，且从小接受严格的家族文化教育。埃米尔·匡特的长子京特·匡特便是其中的典型。埃米尔从小便把京特送到柏林，确保他接受最好的教育。在高中毕业后，京特被送往普鲁士纺织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习，期间，埃米尔还经常带着儿子参加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拓宽视野。
然而，在京特学习期间，埃米尔被诊断出严重的肝胆疾病。为了家族企业的未来，埃米尔不得不提前将京特召回身边，并在六个月后正式将家族企业托付给他。京特不负所托，继承了父亲的聪明才智，并且比父亲更加果敢和雄心勃勃。他迅速改变了父亲保守的管理风格，大量贷款扩展业务。经过调研，京特分析到柏林及全国其他地区的迅速人口增长必将带来棉织品需求的激增，因此他斥巨资收购了一家亲戚的纺织厂，专注于棉织品的生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军队对棉织品需求的激增促使德国棉纺织业的蓬勃发展。京特通过降价和优化供应商渠道，成功拿下了德国军队的大额订单。工厂的产量增加到平时的四倍，巨额资金涌入匡特家族的口袋，家族的资本如滚雪球般迅速壮大。
战后经济与跨行业扩展
战争结束后，德国承担了巨额战争赔款，经济萎靡，人民陷入贫困。然而，匡特家族却在这场动荡中稳步前行。京特通过迅速清偿战争中产生的债务，并借助战前积累的现金流大规模收购实物资产，成功规避了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
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京特的目光不再仅仅局限于纺织业。他敏锐地察觉到，蓄电池厂股份公司（AFA）在未来具有巨大的实物价值。京特在不引起AFA创始人阿尔道夫·穆勒注意的情况下，通过交易所逐步收购AFA的股票，最终成为其大股东，使匡特家族成功进军重工业领域。
同时，京特还收购了德国最大军火生产集团——德意志武器和弹药厂（DWM）的股份，成为其监事会主席。通过这两项收购，匡特家族不仅获得了在军火生产领域的控制权，也与纳粹党有了更深的联系，这为二战期间家族的血腥历史埋下了伏笔。
与纳粹的联系与战时劳工
在阿道夫·希特勒担任总理前，京特凭借其商业眼光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希特勒亲自召见了京特，并采纳了他的经济改革建议。根据京特的方案，希特勒通过扩建基础设施和增加公共投资，将德国经济迅速带出困境，转变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然而，随着战争阴云再次笼罩欧洲，希特勒开始利用犹太人和苏联战俘作为廉价劳动力，匡特家族的工厂也开始接受这些“低成本劳工”。不仅如此，匡特家族与纳粹党卫军合作，在汉诺威建立了一个集中营，工厂劳工在恶劣的环境和高强度工作下，最终大多数死于铅中毒，匡特的工厂因此变成了“死亡生产线”。
战后复兴：宝马的崛起
二战结束后，匡特家族虽然幸免于清算，但依然低调行事。1959年，宝马集团面临收购的危机，而京特的长子赫伯特·匡特及时出手，购买了宝马的大量股份，成功接管了这家濒临破产的汽车公司。赫伯特通过专注于中产阶级市场，开发经济实用且美观的车型，将宝马从困境中带出，成功将其转变为德国汽车行业的“三驾马车”之一。
然而，匡特家族在战后不得不低调隐匿，以掩盖其与纳粹党及战时血腥历史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匡特家族不像其他大富豪那样为人熟知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驾驭宝马的德国最神秘家族》——仲继银
《匡特家族四代传承路径》——蔡鸿青
发布于：天津市